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起源的旧说法有五种，即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
结绳说：《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一些原始社会部落，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
过去亦有学者据《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论说，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八卦说：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河图说：
《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揭开此说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它真实的核心就是算数，能对照“九宫”算法。所谓“九宫”，在谶纬家来说，是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五”位于中央，还可以和五行联系起来）；在术数家眼中，则其数横、竖、斜偏、相加得数恒为15。
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图画说：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北京国安咨讯设备公司汉字字库收入有出处汉字91251个），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清代《康熙字典》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编著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有49964字；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有54678字；1994年冷玉龙等编著的《中华字海》有85000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是收录最多汉字的字典。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据统计，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千多而已。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地区的CNS11643，5.0版全字库可供查询的字共87,047个汉字、10771个拼音文字及894个符号。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汉字简体、繁体及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殷墟的甲骨文及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手抄报三：汉字文化源流
汉字文化阐释的新成果
当代汉字研究主要是三条研究路线，一是古文字的识读，二是汉字构形的研究，三是俗字的考证。当代汉字文化的研究，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甚为兴盛，成果也较多；而本世纪的十多年，则相关研究似乎处于较为停滞的状态，成果不多。《汉字演变文化源流》的出版（以下简称《源流》）让人眼前一亮。
《源流》是一部较大型的汉字文化的著作，共释字840个，每个汉字成一篇短文，系统介绍该字之形音义的产生与发展、词义演变与文化内涵，是一部高质量的汉字文化阐释的著作。《源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 严谨的学术性与表述的普及性完美结合。
作为一部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学术性是第一位的。表现之一是学术观点的取舍。例如，“夭”，《源流》指出：《说文》以为“夭者，曲也”，段玉裁更进一步以为“安步则足胻较直，趋则屈多”，“凡行疾则屈脚疾”。《源流》指出，甲骨文“夭”字取象突出了人弯曲而有动感的双手，故徐中舒谓“象人行走时两臂摆动之形”。因此从古文字角度出发，《说文》与段注的解释显然是不对的。表现之二是凡引用他人观点必注明出处，如上举“夭”字取象，引用了徐中舒的观点，就有脚注，还在该篇之末说到：“由于‘歹’作为表义符号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故在摧残、死亡、灾祸这一层面的意义上，‘夭’字又可写作‘殀’。”此语之下加脚注：“《玉篇·歹部》：‘殀，杀也。亦作夭。’《正字通·歹部》：‘殀，断杀也。’释天》：‘殀，害物也。’毕沅疏证：‘殀从歹旁，俗字当作夭。’”这一脚注不仅表明正文所说的“‘夭’字又可写作‘殀’”是有根据的，同时也给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其二 语言文字研究与文化阐释相得益彰。
《源流》以字立篇目，每字先辨形音，从《说文》及古文字出发，将其原初字形、原始意义一一道来，在此基础上，对字形的演变、字义的引申与通假等一一进行梳理，使读者对所解释的每一个汉字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这是语言文字研究。所谓文化阐释，则是在辨析汉字形音义的过程中，对与汉字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化史的脉络也一一加以说明。
其三 旧学与新知融为一炉。
旧学是传统，是根本，是一切有关古代文献研究的基本功；新知则是新材料、新方法、新知识。《源流》将汉字形音义与汉字文化阐释相结合，同时将旧学与新知融为一炉。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捧读《源流》，追思往哲。该书主编李玲璞、向光忠两位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而参与编写的作者大多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正是语言文字学界的顶梁柱。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字演变源流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读者还需要更多像《源流》这样的优秀成果。
